相辉堂的似水流年(三)——专访在相辉堂工作的四位复旦老师

2012-03-08 03:45:34

“她的事情,我们义不容辞。”
  胡国栋、韩兆海、王载润、陈菊弟,这四个名字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与相辉堂联系在了一起。而今除了陈菊弟还在照料着相辉堂的日常工作外,其他三位已经都在学校的不同岗位上工作着,但当听说要采访相辉堂的故事,他们四个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齐聚相辉堂的接待室。这个地点是胡国栋亲自挑的,他说:“要在她的里面谈她才好。”于是,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我们欣赏着雨中的相辉堂,在浓浓的咖啡香中跟随着这四个曾与相辉堂朝夕相处的人走进了他们与她的故事里。

从电影开始的缘分

胡国栋正在擦拭相辉堂的电影放映机

“七十年代,宣传部担负着放映电影的功能,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了与她的缘分。在我们四个人里面,我是最早从事这个工作的,后来才把他们三个从学校不同部门调来与我一起工作。就算我换了科室,放映电影的事情还是一直跟着我。”胡国栋笑着回忆起了最早与相辉堂接触的缘由,而从他的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放电影是文革之后相辉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对于这四个共事了十多年的老师而言,谈起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津津乐道的。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每周只休息一天,电影只能在周六和周日的中午和晚上放,如果片子好,周日还要加个早场。到了八十年代,每周二、周五中午则加放了纪录片,之后逐步开放,平时也有机会看到电影了,最多的一天会放到5场,不少老师、同学在中午场和晚场常常顾不了吃饭,捧着馒头、带着干粮来看电影。”
  “当时的电影票也是相当便宜,8分钱一张,后来电影票逐渐涨到1毛2,涨到1毛5,夏天的时候再加5分钱空调费,卖2毛钱。最贵就是2毛钱了。”
  “复旦真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学校才能够弄到内部影片作为教学用,主要是给中文系的和外文系的学生看的。外文系的主要是看一些原版影片,中文系的则是看一些供批判用的影片。”
  “那个时候看电影的人相当的多,校长和书记也都来大礼堂看电影,当时《舞台姐妹》、《红楼梦》等电影可都是场场爆满啊,提前一天买票,队伍都可以绕大礼堂一圈,绝对比现在食堂排队长得多,你有钱也一票难求。”
  “有时候放映室里全都是人,还有人爬到天花板上,躲在舞台灯那里……有些人没有买到票,为了看电影,用过假票、过期的票,一张票还被撕开过两半,想混两个人进去,为了能看到电影,学生用的办法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情况都发生过。当时就有黄牛了,一点儿都不稀奇。”
  “当时卖电影票可是校园里最红的人了,别人来买票的时候,一般都会给他发支烟,每次下班的时候通常烟就堆成了小山。”
  “后来慢慢地,复旦电影的市场就越来越大。奥斯卡影片也开始引进国内了,复旦总是最早放的。秦书记还是宣传部部长的时候,我们倡导举办了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连苏老都亲自参加了开幕式。”
  “到了96年,我们了解到蓬莱电影院有一套立体声放映设备,当时是花了60万买回来,才用了一年,因为拆迁要出手,就谈了个价格,5万块,连立体声、放映机还有全套的观众席的皮椅都买了下来。后来又把放映机和座椅调拨到了别的单位,相当于只花了2万元就买了一套立体声设备,这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勾勒出了当时复旦电影事业的辉煌场景。从他们的口述中,可以听得出,他们对于那段时期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有着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而她——相辉堂则是他们实现的舞台。

精神饥荒时期的寄托

时任宣传部长秦绍德在相辉堂接待室内听取首届上海大学生电影节筹备情况汇报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学生和老师那么热衷于看电影呢?”
  “文革的时候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人们的精神食粮闹饥荒,当时看电影不单单是为了享受文化,还因为饿了。”胡国栋用一番幽默的表述解答了我们这些后辈的疑惑。
  “那个时候看电影,尤其是从外国引进的那些电影,对复旦人的思想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这里,东西方的文化相互碰撞,才能最终融汇。”韩兆海当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然而正是因为在相辉堂放映了十多年的电影,他有了这样的感悟。
  另一个与电影相呼应的,便是复旦的话剧在社会思潮的带领下也走上了反思的道路,同样在校园里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于无声处》、《炮兵司令员的儿子》、《托起明天的太阳》等一系列话剧在相辉堂内连场上演,时任党委书记夏征农看完《炮兵司令的儿子》之后也颇为感慨。
  与其说相辉堂是一栋具象的建筑,不如说她更像是一个标志,提起她,便会想起那个精神饥荒的年代,而她就是每个复旦人的精神寄托。

动静两相宜

相辉堂的故事一路听来,有趣的场景还真不少。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来的时候,演讲台都是从美国空运而来的。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看到金属探测器,更是第一次过安检门。当时演讲稿都是直接在讲台前放的防弹玻璃上用电脑连接滚动播放的,对于从没有接触过电脑,更不会用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相辉堂工作人员而言,无疑相当新鲜。而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更是带着全副武装的保镖进了相辉堂。
  而在四个人的记忆里,相辉堂最轰动的一次演讲要数杨福家校长把比尔·盖茨请来复旦。那次不但礼堂内全部挤满,还拉了两个有线高音喇叭挂到了相辉堂草坪的树上。挤不进相辉堂的学生全部跑到草坪上听他的演讲,黑压压的一大片。
  98年世界杯的时候,是相辉堂最热闹的时候,第一次有学生带着铺盖和暖水瓶在相辉堂的走廊上过夜。韩兆海和王载润兴致勃勃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一开始调拨了20多台电视到相辉堂,一看,没法儿摆,于是又紧急租借了一台300英寸的sony投影,投上去像看电影一样,十天3000元,在当时而言,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过这既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又保持校园的整洁和安全。那一个个夜晚,相辉堂内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自98世界杯开始,每逢大型赛事(例如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相辉堂都是学生聚集的最佳场所。
  别看相辉堂常常热闹非凡,但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她也是格外得肃静。胡国栋在回忆起那些场景得时候,声音也低沉了下来。“最安静的应该是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在相辉堂里把中间两排座位拆掉设灵堂,场内一片静穆,唯有听到抽泣声。”“有时候放一些纪录片,大家也很安静,都在思索。”

她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1984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

“说起对相辉堂的贡献,这里不得不提我们的两位先辈——刘凯明、时兆宝。刘师傅是技师,平时工作岗位是木工、电工,同时又是相辉堂音响师和电影放映员。文革中会议特别多,周六、周日又要放电影,他场场必到,是他带出了我们这一批徒弟。时师傅是专职相辉堂的管理员,平时总是端茶送水、忙里忙外,还要参加电影放映工作。”
  “两位师傅爱校如家、爱岗敬业,周六、周日的午饭和晚饭一般都顾不得回家吃,即便是家人送来了,也是吃了两口就放下,又是装片,又是换机。”
  “正是他们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使我们受益匪浅。所以,后来有工作的时候,最早我们都是十点十一点回家的。有时候学生在相辉堂通宵,我们也就陪着。”
  “还有现在的相辉堂负责人陈菊弟,他在这里的时间肯定比他在家的时间还要多,里里外外都要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陈菊弟已经又忙碌地不见了身影,或许是又在相辉堂里帮助搭台了吧……这些曾经或者现在还在为相辉堂默默辛勤工作着的老师,常常被我们这些学生昵称为“相辉堂堂主”,所谓堂主,便是把根都扎在这里的人。
  “在她这里工作,我们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与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很快乐;为她付出,我们无怨无悔。”或许,是她的人文情怀感染了他们,又或许,是他们的敬业工作点亮了她。但在我们看来,那个清晨,从一个小时的访谈时间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那个时刻,她和他们本就浑然一体,早已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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