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焘:只要复旦需要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去做

2009-10-09 06:25:49 Fudan Tribe II

陈曾焘先生祖籍广东顺德。1995年至今,历任复旦大学第一至第四届校董。陈先生在香港长大和接受中小学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在重庆北碚就读复旦大学。1948年离开复旦,返回香港经营建筑业。1960年陈先生开始在港发展房地产业,随其兄陈曾熙先生共同创办恒隆集团,并历任其上市公司之董事会总经理及主席,直至1993年退休。陈先生的夫人陈许启明女士,也于1942年至1946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就读,与陈先生同为复旦校友。

陈先生及夫人陈许启明于退休后设立思源基金会,经常赞助国内外教育及医疗机构,期望能贯彻其“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目标。1995年至今,陈先生历任复旦大学第一至第四届校董。陈先生共捐资复旦2000余万元,兴建了恒隆物理楼、思源教授楼、光华楼思源会议厅等一系列设施。2005年设立思源奖助学金,亦有160人次学生受到资助。去年11月,思源基金会资助了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香港年会。

今年5月,本刊赴香港采访期间,专程拜访了陈先生,现将访谈节录如下。

问:陈先生,今天我们主要想和您聊聊您和复旦的一些故事。先讲讲您当年您在重庆北碚的事情吧

陈:我是1944年在重庆北碚入的复旦大学,1945年参军,同年冬天回到了学校,1946年暑假学校迁回上海,就一起去了江湾的复旦大学。其实后来我离开复旦大学时,并没有正式毕业,没拿到毕业证书,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复旦大学“毕业”的(笑)。

问:当时在重庆随学校迁回上海,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吗?

陈:哦,其实我本人并没有随学校一起前往上海,当年暑假我回广州家里了,开学后直接去了上海。我记得身边的同学们,也没有哪个是一起和学校搬迁的。暑假时大家都回家里。所以,你要我说搬迁的故事,还真讲不出来

问:当时北碚的条件怎么样?

陈:北碚当然很艰苦了,也可以说是相当艰苦,不是你们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可以想象的。

问:学校复员后,江湾的规模怎么样,学校的风气如何?抗战已经结束,但是形势如何呢,据我所知,当时复旦所在的江湾又正是国民政府活动活跃的地方。

陈:学校的学生当时已经相当多了,我记得已经有几千人。我住在德庄(音)或淞庄(音),是男生的宿舍。学校的风气是很开放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可以说是比较乱,学生也分两派,有斗争,常常一大早警察就来抓人了。

问:那么先生当时您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呢?

陈:我是不过问政治的,当时一方面在学校好好读书,另一方面也在外面打工,为毕业后工作做准备。

问:刚才听您说家在广州,怎么去复旦读书呢?在上海是一个人生活吗?

陈: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大家都想去好学校,那时复旦已经是国立大学了,也是好学校,我们是战区的学生,不需要考试上大学,还是公费的。所以我一直对学校很有感情,只要学校需要我做的事情,一定会去做。我在上海是一个人的,家在广州,不过上海有些亲戚。包括我去香港,一开始也是一个人。

问:读完大学后,是怎么去香港的呢?

陈:我并不是直接去香港,离开学校后,我先在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了一阵子,帮助当时叫做战区复员的工作。1949年后南下,先是去广州呆了一阵子,后来去了香港,起初不是自己做生意,也是做帮工,这么锻炼了几年,后来开始自己做。

问:您和李达三校友都是复旦校友、好朋友,又都在北碚读过书,是不是很久就认识了?

陈:李先生比我要高几届,其实我们在学校不认识。到了香港相认识是很巧的事。正好我哥哥和李先生的房子都在一个大院,我就这么认识了他。后来一起做了校董,帮助学校,这么多年就成了好朋友(问具体什么时候认识,老先生表示都记不起来了)

问:那么您当时捐赠恒隆物理楼有什么来历吗?

陈:哦,很多年前,当时我刚做校董,复旦的校董制也刚开始,大家说要支持学校,学校向我们报告说有些楼要建,缺少资金,我看看,就选了物理楼。

问:您在1997年成立了思源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现在做得很有特色,可以说一说吗?

陈:我希望捐赠不仅仅要给同学们经济上的支持,还要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思源基金会每年有个年会的活动,让全国各地收到思源支持的同学走到一起相互交流,平时我虽然没有时间和同学们交流,但至少一年一次能和每个同学握个手,我就很高兴,同学们也会受鼓励。

问:现在是不是完全退休了?

陈:对,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放在这个基金会上,每天上午去健身,和太太散散步,然后下午就来上班,和基金会的同仁一起讨论基金会的事情。

问:现在基金会资助情况怎么样呢?

陈:思源每年的资金来源是比较固定的,有20所左右大学受到基金会的支持,现在只能做到在每所大学增加一些名额,再扩展大学的面就做不到了。

问:对比过去您在复旦所受到的教育,后来这么多年担任校董,对现在复旦有什么最大的期望呢?

陈:我始终希望大学要传统一点。除了培养学生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做学问。现在大学扩张得很快(不仅仅是复旦大学),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忙不过来,我想大学还是要保持大学的标准,要提高做学问的水平。

问:对当时在大学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有什么呢?

陈:应该还是同窗之情吧。战时人与人的关系不简单,但是同学间的感情还算亲密,可惜大家相处的时间不够,但人与人之间的单纯交往让我很怀念。

问:这些大学时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成功有什么启示呢?

陈:我们经历过那些艰苦的年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困难的挑战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问:您在公开场合常常讲要诚信?

陈:是的,我们生意人,最看重的是诚信,这在今天还是一样的。

问:您的女儿现在也在运作“择善基金会”,有什么看法呢?

陈:我的观点是第二、三代的事情,父母不干涉。但要为社会做点事情是一定要我教育的。我本人始终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认为中国人要办中国人的事情,所以思源基金会一定是要资助国内教育的。但是我的女儿的基金会就不一定要这么做,他们比较有国际视野,就不限制只在中国做事情。她现在喜欢做关于艾滋病和乙肝治疗方面的项目,这是世界通行的,当然他们在国内也做。思源也做一些教育之外的事,在西藏有资助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但教育是主要的,占有80%左右的比例。

从1944年到1948年,从重庆北碚到上海江湾,陈曾焘先生和复旦一起走过了那一段战时的漂泊岁月。期间,他既有投笔从戎的热血激荡,也有孜孜治学的淡定从容。就是这位一直笑称自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复旦大学“毕业”的老人,真真切切地用四年的时间与当时的复旦师生一起,在北碚历经了生活的艰苦,在江湾见证了学生的种种民主斗争。用这样深厚的缘分判定他是不是复旦人,答案昭昭然也。

陈先生当时家在广州,却一个人背起行囊北上求学——到重庆,到上海,再到香港,一个人求学、创业。“起初不是自己做生意,也是做帮工,这么锻炼了几年,后来开始自己做。”一句淡淡的话,轻轻地带过了异地扎根创业的艰辛。然后,陈曾焘成为了建筑业的巨子,再后来,他转战地产业,随其兄陈曾熙先生共同创办恒隆集团。商场如战场,当陈曾焘一次次的面对挑战,又一次次地化解危局时,他是否会依稀想起当年重庆的战火硝烟,还有师生情谊。

“饮水思源”。2007年5月,第四届复旦大学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复旦的学生们为校董准备了一台精彩的晚会,陈曾焘、陈许启明夫妇非常投入,他们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学生的演出后,走上台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学生们事后才知道,这就是恒隆物理楼、光华楼思源会议厅、思源奖助学金等的捐赠者、一位始终情牵母校的老学长。

陈氏夫妇用行动贯彻着他们的理念,在赞助国内外教育及医疗机构之外,对于复旦而言,在恒隆物理楼,在思源教授楼,在光华楼思源会议厅,还有那160多人次的“思源奖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心里,都会铭记这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理念,这份他们与复旦的缘分与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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