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青:九曲人生

2009-12-23 06:28:00 肖天 吴冬苹

黄河九曲十八弯。但是《黄河船夫曲》唱道: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哎?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哎?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竿哎?几十几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搬?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哎,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只船哎,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竿哎,九十九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搬。”

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发源,黄河一路向东,流经九省,最后注入渤海。这一路,它究竟过了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弯?

玛曲,黄河九曲连环中的头一曲。1968年的政治飓风,把一个名叫王万青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医)毕业生,从繁华的大上海刮到了遥远的甘南大草原。24岁的他被派遣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的公社医院里当医生。就这样,他从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入海口,来到了另一条母亲河——黄河的源头。

也许,那正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大转折。

“阿万仓草原辽阔、宽敞。我来的时候正好是夏天,草原上的黄金季节。我静静地呼吸着草原上的空气,感到我的生命——我的新生命,开始了。”

就像黄河的流水并不知晓最终将注入何方,第一次踏上阿万仓草原的王万青也没有想到,他就要在这片异乡过上一辈子,更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一位藏族姑娘联姻,生儿育女,子孙满堂。

而在那些或大或小的弯头里,可能连他自己也无法辨明,究竟是哪一道弯让他最终流到了这片广阔的草原。

当年毕业时,王万青原本应分配到陕西省。但是,他向学校表决心:要去更偏远、更艰苦的藏区工作。

那是1968年,一个火红的年代。大革命的氛围灼烧着青年人的心,等待毕业分配的王万青也热血沸腾。

“分配结果一出来,我就找来中国地图,有些地方我们从没听说过。”

地图展开,大西北是棕黑色的。王万青他们明白,那里就是沙漠,“寸草不生,悲凉”。但是“有老百姓的地方就需要大夫”,在王万青心里,牧区的艰苦被淡化成了一个遥远的背景,可以体味的只有“火热”与“神圣”。

当初报志愿时,王万青填的还是那两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是男子汉,到处都是我的家,一定要经风浪见世面。”

于是就在那年冬天,王万青只身挤上火车,离开了往后四十年中让他心心念念的上海……

王万青工作的阿万仓乡中心医院,有一座用木头支撑的房子,墙皮剥落,屋顶漏雨。刚到时,他每次出诊需要步行4个小时,后来骑马和牦牛,冬天还坐过狗拉雪橇,直到有了拖拉机、摩托车。

王万青曾经趴在牛粪上给一个产妇做胎盘剥离手术,也曾经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从死神手里抢救回牧民的生命。一个被牛角扎伤的小孩,肠子露在外面。如果送县医院,要淌过七条小河,再爬过那尔浪山。于是,王万青用手电筒照明,在乡卫生院完成手术,救活了孩子。

“那时候,很多病在大医院可以治好,但在草原上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靠着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王万青在玛曲开展了脑外伤手术,治愈过一位牧民儿童,而当时并没有CT机。“风险是极大的,但我想通过努力,或许可以救救他们。”

也正是在这般努力下,阿万仓草原上90%的人有了病历卡。

想要习惯阿万仓的生活,就要闻惯老羊皮袄和酥油的味道,还要和当地人一样,到草滩上用手捡牛粪,背到住所用来烧水煮饭、取暖。当年,王万青弓身抓着牛粪,总是想:“这个阿万仓,是我工作的地方,不是我生活的地方。”

初到草原的那些年,王万青每天都在牧区巡诊,同时还担负着培训赤脚医生的工作。转眼到了1971年,王万青已经走遍了阿万仓草原的每个角落。然而在一次巡诊途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将他带到了第二个转折点。

在王万青培训的赤脚医生中,只有一位女学生,名叫凯勒。平日里除了当翻译、引路、背水、烧火,她总爱躲在同伴身后,安静而害羞,虽然扎起干针来比男子汉还勇敢。

1971年的一天,王万青骑着马路过一个放牧点,忽然发现远处有几条黑影正飞快地向着自己的坐骑扑来。

“藏獒包围了我的马,马一惊,马鞍子的肚带就断了,我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

王万青昏了过去,有好几个小时都没能醒来。

就在乡亲们围在他床边不断为他祈祷时,王万青所教的那位女学生却躲在家里痛哭。她的嫂子忍不住怪了几句:“门巴(藏语中“医生”的意思)是你什么人,这么大哭,成何体统。”

凯勒告诉父亲,她要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醒来。

一天一夜的守护,王万青终于醒了。

“我躺在帐篷里,受伤了不能动弹,只能用眼睛看来看去。我这位女学生坐在对面的炉子边,不看我,也不说话,只是偶尔用眼角扫我一下……”

或许就是这一瞥眼神的交汇,让爱情在不经意间悄然萌发。可王万青没敢多回想。

一天,这位藏族姑娘突然红着脸告诉他:“我阿爸、阿妈要把我给你。”王万青惊呆了,他装着没有听懂的样子。但凯勒的这番话着实让他再也睡不着觉。

他细想了三天三夜:虽然凯勒是个好姑娘,但同她结合就意味着自己将要在阿万仓呆上一辈子。这里和上海相比,生活上差距太大了,别说看不到电影,吃不到蔬菜和水果,就连喝水也得走上半小时路程去背。

辗转反侧间,他画了一张表,把结合的利与弊进行了对比。但爱情用简单的算术方法显然得不到答案。

最后,王万青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上海,征询父母的意见。一开始,父母不表态。当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双亲同意了。

“文革”后期,支边医务人员和插队知青们陆续离开了甘南草原,返回上海。

平静的草原生活缓缓铺展,时光流逝。可眼看着一起支边的医生护士、插队知青们回了上海——那个自己日思夜想的故乡,王万青有了一点念想。现实的牧区生活和文化差异,也曾动摇着这个上海人原本要“扎根草原”的决心。

“如果要在阿万仓永远生活下去,是不合适的。上海是我的家乡,我还是要回去,我不会忘记父母,我也不会忘记上海。”这样的想法伴随着王万青的心里一次次出现。

于是,他不得不用紧张的工作来缓解对他人的羡慕,以及自己的那点念想。但有时候,却也排遣不了一种莫名的孤独。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野地里吹起笛子:“在那童年的时候,妈妈教会我一首歌……”一股股乡愁如天上的白云飘荡,他思念生活在黄浦江畔的妈妈,忘不了美丽文明的故乡。此时他的内心只能与大自然进行着交流。

“如果我是他,我绝对不会来这个地方,吃得不适应,穿得不适应,又没有亲人和朋友,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这不是件很痛苦的事吗?”妻子凯勒理解丈夫,可她也无能为力。

1978年,处在去留之间徘徊的王万青,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消息。

十年文革结束,百业待兴。1978年,中国教育界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这个消息给远在阿万仓的王万青带来了希望。他立马翻出了从上海带来的教科书,准备复习考研。然而,在这份兴奋的背后,是另一个人的悲伤。

在阿万仓的土房子里,王万青点上油灯,专心复习。妻子凯勒坐在一旁,看着丈夫奋笔疾书,不言不语。

有一次,王万青从书堆里抬起头,竟发现妻子在悄悄抽泣。“那种哭,淌着眼泪,轻轻地,没有一点声响。她跟我说,你考研究生,你要出去……”凯勒没有把话说完,但是王万青感觉到“她很伤心,虽然不反对,但也不怎么赞成。”

妻子的眼泪让王万青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思考了,可能我可以考上研究生,但是考上了究竟是好事情还是坏事?凯勒不可能跟着我走。草原上的人是不愿离开草原的,因为换一个生活环境,他们可能无法生存。所以如果我离开,这个结果,可能就是家庭破裂。”

王万青担心被人误解,说他想通过考研找一个与凯勒分手的借口;可另一边,是他已魂牵梦萦了十年的家乡。

然而最终,他放弃了离开草原的念头。考研变成了一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梦,而上海也离他越来越远了。于是,王万青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企盼儿子能到上海接受良好的教育。经妻子同意,他们8岁的儿子被送回了上海。1987年,这个孩子也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草原上需要大夫,我不能随便走。”王万青对自己说。

1987年的一天,王万青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

1987年,王万青在阿万仓的生活将满20载。这年,他已经43岁了。

那天,忙活着的王万青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他立马开始打点行李,并翻出了压在箱底一套始终舍不得穿的衣服。

几天后,穿着这身衣服的王万青来到北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荣获“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光荣称号。这是20年来,国家和阿万仓草原给他的最高回报。

“说老实话,我实在太普通了。国家那么大,民族那么多,况且我们医务人员也很多。我是一个乡里的小大夫,是很渺小的。”

但王万青始终觉得,“工作虽小可意义很大,生活的意义也很大。”

早在阿万仓草原“出名”的王万青,这回真得出名了。甘肃省卫生厅根据他的业务能力,评聘他为主任医师,并打算将他调至玛曲县人民医院担任外科主任。这回,王万青却不愿意了,他更希望“留在草原上给牧民们看病”。后来几经组织上的工作,他才同意回到县城。

在玛曲县医院,王万青是专家。除了主持外科工作外,他还担负着医院的教学和培训任务。

直到今天,这个在大都市长大的上海人却还拒绝使用电脑。“电脑费眼睛。以前在阿万仓草原的煤油灯下看书,把眼睛看坏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里多看几本书。”

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儿子放弃分配大城市工作,甘愿回海拔3500米的曲玛,为牧民服务。

1992年,王万青的大儿子王团生从兰州一所大学的医学专业毕业,面临分配。

“上级考虑到我的经历,就给了一个名额,让儿子留在兰州的医院工作。”

正当王万青庆幸儿子能留在大城市工作时,王团生竟满怀豪情地回到了草原,执意在玛曲县工作。为此,父子俩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他在学校就表态了,要回家乡,要建设草原。我就告诉他,年轻人,你太单纯了。我老头子,从上海过来,基层的情况、酸甜苦辣我太了解了。你学得再好,到这里来也干不成啥。”

可王团生一腔热血:“我学的知识在这儿能用,能为这里的群众服务。但在兰州,有硕士,有博士,有很多人才,不缺我一个。所以我觉得应该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去。”

“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去”,王团生的话与当年王万青留在志愿书上的语句如出一辙。

“我父亲从很远的上海来到平均海拔3500多米的玛曲草原,我觉得他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行呢?”

而王万青,只是不想再让下一辈回阿万仓“受苦”。

父子俩的争论最终没有结果。王团生很快到玛曲县医院上班了。

在王万青和凯勒的四个孩子中,大儿子和小儿子继承父母的职业学医,二儿子当了警察。唯一的女儿成了王万青最大的心病。

王万青接受了女儿的婚姻,这也算是他和妻子在阿万仓草原留下了一个念想。

这或许又是一个命运的玩笑,也或许,这是一种轮回。

那年,正当王万青准备举家从草原搬迁到县城时,女儿突然告诉他,自己要嫁给阿万仓的牧民小伙子。

那一刻,王万青就像当年他的父母听到他要和藏族姑娘结婚一样,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对女儿我感到有点内疚。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在我的孩子中间,她的生活经历比较特别,也吃了很多苦。不过我想,这个选择对她是有人生意义的。她挤奶、放牧,迎着风雪严寒,生活艰苦,就像所有的牧民一样生活着。”

王万青接受了女儿的婚事。这也算是他和妻子在阿万仓草原,留下了一个念想。

2007年,一群城市里的大学生打算重走王万青当年的离乡路,去草原寻访他。去之前,大学生摄制组拨通了王万青家的电话,问他有什么要带的。

茫茫大草原上,坐着一个戴黑框眼镜、穿一身运动衫裤的清瘦男子,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用笛子吹奏出思乡的曲调……

这是拍摄于1987年的黑白纪录片《啊!青青的阿万仓》开头的一幕。拍摄者高宏明当时在甘肃电视台工作,

20年后,当高宏明在课堂上播放20年前的老片时,黑白的画面、质朴的语言感染了在座的大学生们。同样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同样有着高学历,但当年王万青的那种万丈豪情,恐怕已经很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找到。

“后来怎样了呢?”大学生们迫切地想了解“未完待续”的故事。他们打算重走王万青当年的离乡路,去草原寻访他。

“王大夫,我们要从上海出发了,您有什么要带的吗?”去之前,大学生摄制组拨通了王万青家的电话。

王万青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没有《新民晚报》?哪怕过期的也行!

离开故乡39年,他依然渴望了解上海的点点滴滴。拿到报纸的那一刻,王万青流泪了,他迫不及待地想从字里行间感受出牵挂多年的上海。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庆典,“我一定会参加!”

2007年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庆典邀请函寄到了王万青的手中,邀请他作为学校百名杰出学子回母校参加隆重盛大的典礼,邀请函的落款为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亲笔签名。这份邀请函至今仍被王万青珍藏着,是最令他骄傲的东西之一。

如今,退休后的王万青还会经常在家里为牧民们看病。不知闲暇神游时,65岁的他会不会回想起,那个四十年前从上海医学院走出的热血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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